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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奸莱特

莱特是何许人,如何窃据党中央书记职务

内奸莱特原是越南人,1932年到新加坡并定居下来(后来查明他1930年在西贡读书时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是一个普通党员,同年在西贡被法帝国主义逮捕后叛变,以后由法帝国主义把它送给英帝国主义,然后由英帝国主义派他到新加坡进行特务活动)。

我们党成立初期一直处在地下状态。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党的组织曾经陷于混乱。党也同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莱特就利用这种情况在1934年底或1935年混进了党,并在1939年窃据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党在当时没有设中央总书记,中央书记就是最高职位)。

莱特打进党后,千方百计掩盖和粉饰他的历史,并冒充共产国际代表,进行大量欺骗,以骗取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例如,他欺骗说,他曾留学苏联并见过斯大林,曾被共产国际派去中国参加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曾负责过中共上海市委和越共中央,曾领导过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受共产国际委托来马来亚进行活动。他的目的是要为自己建立一种超越中央的特殊地位,制造对他的个人迷信,以方便他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1940年11月17日,中央常委会(即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发出一个第十三号的中央通告,题为《一个号召》,内容是说莱特病了,发动全党慰问,并赞扬莱特的所谓功绩。随着这个运动,党内把莱特更进一步神秘化和偶像化了。1941年12月,第七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莱特的意图,作出一个决议说:鉴于日本法西斯侵入马来亚,我党处于战争环境,斗争尖锐,干部损失难免,今后如果中委全体同志牺牲,莱特一人也可代表中央领导全党。党的第六届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被莱特蒙骗并作出上述的不恰当的号召和不正确的决定,方便莱特后来在党内继续进行欺骗、破坏革命事业。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取材自《马来亚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材料》)

莱特是如何成为马共最高领导人

陈平

莱特是在1940年,我开始在怡保从事地下活动还不足两年的时候,成为党领导人。他正式的职位是马共中委会书记。不少历史学家写了这位神秘人物的书。我们在党内的人对这个人物感到费解,同样地他也令战前的英国,占领马来亚的日本当局和战后返马的英殖民地当局感到难以理解。很奇怪地他选择“WRIGHT”作为他的党名。用华语念这个英文名字就变成了“莱特”。不同的人写或念这个英文名,就有不同的变化,有人念“Loi Teck”,有人念“Lai Tak”、“Li Tek”或“Light”。他还用“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这些名字。

一些著名历史学家指出,莱特不是华人。他是越南人血统。没有人准确知道他抵达新加坡的日期。不过,1947年,马共展开特别调查,当时由我负责,结沦是几乎可以肯定莱特是在1932年底到新加坡。有人说,年轻时,莱特曾留学苏联。回到中国,他成为上海共产党委员会的成员。20年代,他追随胡志明回到印支半岛,并前往西贡发展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展开的调查无法证实这些臆测。

来新加坡之前,莱特是西贡共产党的中级干部。虽然他的母语是越南涪,但他也讲腔调很重的广东话和华语。我们展开调查时,越南共产党告诉我们,莱特遭法国人逮捕后便失去踪影。我相信,法国情报局发觉莱特对他们已无使用价值,便与英国人串通,安排莱特到新加坡。

他先在新加坡充当码头工人,参加工运,过后就加入当地的共产党组织。1934年.警方突袭逮捕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人,一网打尽全体五名市委成员。这给莱特提供很大的方便,让他有隙可乘,立即在党组织内冒升上来。不久他便扩大他的势力,在残余的领导层内步步高升。

根据官方的统计,单单在新加坡,从1931年至1935年,警方总共向马共展开432次突袭行动,逮捕了226名共党嫌疑分子。过后,大部份被捕者被驱逐到中国。在这些镇压行动当中,以1934年新加坡市委会遭扫荡,最具戏剧性和破坏力。党领导层这麽多人被捕和被驱逐出境,这名越南人很快地就递补为市委会新成员。几个月后,他受委为党最高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1938年,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莱特接二连三的出卖

陈平

:laite_2b.jpg“莱特是英国人在东南亚栽培的一名最惊人的间谍,他成为马共的总书记。这个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他甘心情愿为日本人效劳,定期会见日本宪兵高级情报官员大西觉少校,提供有关马共的情报。”

“莱特的主子,日本宪兵特务头子大西觉少校(左二,胸前6号牌子)1947年3月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受审,罪名是屠杀华人。大西觉的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在新加坡坐牢五年后,大西觉被遣送回日本,过后获得释放。”:laite_1b.jpg

九一事件

过了几个星期,莱特发出的中央指示完全没有提到加强党领导层这重要事项。反之,他—再强调必须广泛地组织工人。我们这些在马共最前线活动的人都认为,这指示毫无意义。战争造成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工业生产活动陷于停顿。铁船、矿场和树胶厂都停工,工人都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组织工人运动。

七月底,我们获知莱特计划在九月间召开十分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时间与地点一时无法知道。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令派出两名最高级领袖作代表,出席会议。各州州委会获指示派出一名代表。他通常是州委高级成员或州书记。

最后莱特亲自发出开会命令,会议地点订在雪兰莪州黑风洞地区的森林边缘,离开华人称为“石山脚”,马来人称为双溪多“Sungei Dua”的农村不远。日期是1942年9月1日。40名党高级领袖接获出席会议的命令。

与会者全部要武装。雪兰莪游击队派出10人充当会场的警卫。雪州游击队派4名女游击队员负责烧饭煮菜。会场搭了一座亚答棚,让所有与会者住宿。

莱特预定9月1日早上十时左右抵步,出席主要部份的会议。其他同志被命于8月31日下午和晚上举行初步会议。

日军于8月31日午夜过后不久包围会场。双方爆发剧烈枪战,我们的人拼命冲出日军的包围。警卫战土殊死作战,坚持至最后一人。在场的人约半数当场牺牲;日军也伤亡惨重。一名中校、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在交战中被打死。他们的官阶显示日军多麽重视这次黑风洞突袭行动。

这是日治时期日军首次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展开重大军事攻击行动,使党遭到了灾难性打击。党中央立即指责森美兰州一位代表背叛,才导致这事件的发生。这名代表在赴会途中遭日军逮捕。

美罗会议受挫败

黑风洞事件过后数周,霹雳州州委会接获召开另一次重要会议的指示。莱特也将出席会议。因此,我们自然地认为,脱险逃生的中央委员和党总书记,急于召开另一次会议,讨论遭日军破坏的黑风洞会议未讨论的议题。虽然党是指示州委会负责筹备召开会议,但由于我十分熟悉这个地区,所以筹备会议的重任便落在我身上,由于上次会议保安的疏忽,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我决心要为出席这次会议的党领袖提供最严密的保护。

我选择在美罗郊外的树胶园深处开会。代表各州的20多名高级干部和游击队指挥员将出席会议,我采取特别严格的防范措施,代表们需依照十分复杂的程序参加会议。

按照我的安排,最高级的党领导人应分批先后抵步,尤其是总书记莱特、党高级领导人蔡克明、霹雳州州委书记阿南和他的副手。他们四人先到金宝,然后在适当时刻分别被带往会场。其他的与会代表必须通过美罗前往会议地点。我希望,这样的安排能防止保安的漏洞,万一日本人要攻击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高级领袖。

蔡克明约30岁,是中央委员,最受人尊敬的党理论家。按照计划,他乘火车抵达金宝,然后与霹雳州两名党领导人在一个安全藏身处会合。安置好蔡克明之后,莱特才于隔天抵步。

我费尽心机确保严格遵守时间表。在蔡克明预定抵达藏身地点之前不久,日本宪兵突袭该处,逮捕了霹雳州两名高级共产党人。幸亏蔡克明坐的火车误点,较迟开到。蔡克明发觉金宝街上到处是日本宪兵、军队和警察,最后他与当地一名同情者取得联系,后者告诉他日军的逮捕行动。蔡克明快速离开金宝,到黑风洞地区甘津(Kanching) 一个华人农村躲藏。这是一个我们的势力很强的地区。在九月的黑风洞会议时,蔡克明平安冲出日本人的包围。这一回他又差点落人日本人手中。如果被捕,他肯定会在金宝被处决。 开会计划全部取消。莱特未遇到危险,其他代表也设法安全分散、日本人再度挫败我们要召开讨论重要政策的会议,更多疑问无从解答。霹雳州的情况尤为严重,州内两名最高领袖被捕,遭到日本宪兵严刑拷打。党州委书记阿南最后遭处决。他的副手变节,替日本人效劳。

日本人要消灭党的理论家蔡克明

显然, 日本人的目标是要在美罗会议之前或期间消灭党理论家蔡克明。在除掉蔡克明的同时,他们也想除掉另一批党领袖。

在日本统治初期, 日本宪兵针对马来亚共产党展开一系列的突袭、逮捕、酷刑和处决。在分析这些事件时,没有人及早怀疑总书汜莱特这个人,颇不寻常。我们很自然地只想到可能是其他人背叛。

事后看问题当然比当时要容易。

第二号人物黄诚遭处决 马共中央被摧毁

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著日本宪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设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两个月后,日本人对新加坡的马共组织展开更多扫荡行动,全党上下深受冲击。接著,发生黑风洞大灾难。事后死里逃生的同志却深感庆幸,因为我们的总书记逃过一劫。我们被告知,他在赴会途中汽车抛锚。

我们一直忠心耿耿地支持党中央拥有绝对控制权,看来令人难以置信。对所有事务,中央委员会有最后决定权。中央拥有绝对的权力。为著组织安全的需要,我们完全接受。我们也欣然同意绝对保密,严格执行隔离各个党组织,互不知道对方的事。这是为了要保护党,实际上却变成掩护莱特。

在我们知道真相之前,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牺牲了。真相是这样:

事情真相:莱特出卖

1942年3月26日,新加坡沦陷后一个月又11天, 日本宪兵扣留了一位像是华族的男子,名叫黄绍东。逮捕黄绍东的日本宪兵军官大西觉 ( Satorou Onishi ) 少校在英军投降后,负责新加坡的“大检证”行动,追捕华人抗日份子。41岁的大西觉少校是一位老练的日本宪兵,有18年的经验。他曾为中国伪满洲服务,日军侵马之后,他被调来马来亚。

受拷问时.黄绍东首先承认他是马共中央委员。接著他宣称自己的真名是黄金玉。进一步受拷问,他承认他确确实实是马共总书记,马新两地的马共活动都在他的指挥下。因此,他可以向日本人提供难得的服务。经过—番谈判后,该名老奸巨滑的日本宪兵大西觉和黄绍东,又名莱特,达成交易。

大两觉少校立即发出扣留令,囚禁莱特一个多月。他同时发出指示,必须善待这名囚犯。莱特于四月底获释放,便迫不及待地履行他的承诺。他向日本宪兵透露马共新加坡市委的成员,让日军有一份黑名单。每两周,他必须直接向大西觉少校作一次报告。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定时为日本人提供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和雪兰莪州的马共活动情报。在马共召开黑风洞会议前夕,莱特向大西觉提供会议地点、时间和与会代表的详尽情报。接获情报后, 日本宪兵官员乔装成休假的日本正规军人,在吉隆坡的舞女的陪伴下,到黑风洞地区喝酒,寻欢作乐。但他们时刻监视著出入预定会场地点的人士。8月31日晚, 日军已全部准备就绪。9月1日凌晨时分,他们开始围攻。

大西觉少校后来被英国的战争罪行法庭判决终身监禁。这位日本宪兵这样描述他的这个珍贵的俘获物: “首先,他想保住自己的命,即使出卖他的同志也在所不惜。其次,他想通过与我合作,以达到保住他在党内的地位,并进一步实现他的野心。他所出卖的人显然是那些能威胁到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权威的人。现在我知道,有好些事情他不让我知晓。”

莱特是个既恶毒又神秘的人物。多年来,情报界人员和史学家为解开有关他的阴谋诡汁和谜团,费尽心机。今天,我是唯一仍然在世的人,能够提供有关这个人的冷酷无情的真相。

在日军占领马来亚的最初几个月,局面混乱,我们的交通线受日本人切断。马来半岛各地的党组织几乎都与新加坡失去联系。莱特在新加坡搞出卖活动。事实上,莱特与日本宪兵勾结,有系统地使党中央领导层瓦解,结果只剩下莱特一人在演独脚戏。

我们花了七年的时间才看清了神话与谎言背后的事实,而在那之前,我们的队伍已遭到巨大的破坏。然而,最终他罪有应得地遭人唾弃。我的责任是确保他有这样的下场。

枪口下的审查 会见蔡克明

日本宪兵在金宝的突袭行动,除掉了我们的州书记和他的副手。因此,在没有更好人选情况下,我于19岁便成为马共霹雳州代书记。由于担心与党领导组织失去联系,我认为必须设法与党中央重建联系。我相信党中央还在运作。为此,我派—名交通员南下吉隆坡,与仍然躲藏在甘津村的蔡克明接触。不久,我南下吉隆坡会见蔡克明。这是我第一次到吉隆坡。

我在甘津一间脚踏车修理店的后房等候蔡克明。两名警卫员进来,我以为他们是前来护送我到蔡克明藏身之处。在我明白出了什麽事之前,我看到枪口已对准我,他们愤怒地命令我举起双手。一名警卫员以枪指著我,离我的额头仅数寸,另一人进行搜身。我被解除武装。搜查完毕,他们开始盘问我。其中一人问我为什麽还活著!不久我就明白原来他们怀疑我出卖,造成金宝那场灾难。他们认为,如果我没有与日本宪兵合作,出卖金宝会议的话,当时我一定被捕,并早巳被处决。我申辩我是无辜的,我有力的辩护说服了他们。最后他们命令我在脚车店里等,就离开了。

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带我去见蔡克明。蔡克明在一间村屋内等我,到那里只需步行20分钟。我进入屋内的前房,蔡克明微笑地走前来,伸手问候我。他为他的警卫员以不寻常的方式迎接我向我道歉。他解释道,因为警方加紧追捕马共份子,所以他不得不要这麽做。接著他很快地转入正题,讨论党的事务。

中央会议只有三人出席

他透露,数周前,在1943年3月最后数天,莱特从新加坡来甘津,临时在那里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莱特、蔡克明和小平三人出席这次会议。马共高级领导人小平与党首领莱特的关系密切。军事司令阿仲无法离开关丹前来开会,其他有资格出席会议的人,不是已在黑风洞事件中遭杀害或已遭处决,就是被关在狱中。去年5月到我们那里出席朱毛会议的中央代表小忠已在黑风洞事件中遭杀害。

尽管多人未能出席,会议照旧举行,并正式通过一份称为《九大纲领》的文件,定下党的抗日行动纲领。蔡克明交一份给我。

蔡克明被出卖

蔡克明同意为重建党中央与霹雳州马共的联系而努力。我带著这份纲领回到金宝。不久,莱特传召蔡克明返回新加坡。这位党高级理论家回新加坡之后,便神秘失踪。蔡克明在黄诚遭杀害后,已成为极有可能出任马共领袖职位的人选。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蔡克明遭遇的真相。莱特出卖了他,当他到新加坡爱同小学会见莱特时,遭日本宪兵逮捕。过后, 日本人处决了蔡克明。

实际上,当时党中央只剩下莱特和彭亨州老同志阿忠两人。阿忠远离中央所在地,未能真正履行他身为党中委的职务。因此党中央已完全操在莱特一个人手中。

霹雳州委领导小平也被出卖

我回到金宝还不到两周,小平便从雪兰莪到来,宣称莱特派他来接管霹雳州州委会领导权。我是在抗敌后援会的时期认识小平。他一度是在怡保一家印务局工作。小平年约三十岁出头。他要我为他安排住处。我很快地就安顿他与他妻子住在双溪古月附近的一间屋子。他们在那里住不久。还不到两周,小平突然告诉我,莱特传召他到新加坡会见他。他坐火车路经吉隆坡南下,在雪州某处,日本宪兵登上火车,逮捕了小平。

后来我们经过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莱特向日本宪兵提供小平坐火车南下的详细情报。负责逮捕行动的日本军官不认识这位刚上任的霹雳州马共首领,便召来一名落在他们手中,受过酷刑的前马共交通员。由他指认出小平,并秘密通知日本宪兵,当时火车继续从吉隆坡南下。

抓了人, 日本宪兵把囚犯双手绑在背后,带他到吉隆坡的宪兵总部,直接交给宪兵司令。宪兵司令还未开始盘问,小平便望著他说道: “你们要我与你们合作吗?”这名日本高级官员立即解开这位共产党人的双手,邀他去喝茶。通过当时我们在日本人中间安插的—名双重间谍,我们知道这件事的过程。

雪州马共领导机警脱险

小平的第一项“贡献”是首先向日本人提供雪州州委会办事处地点的情报。马共雪州总部当时是设在吉隆坡市郊外的农村地区。小平被捕的隔天, 日本宪兵便做好部署,准备突袭有关地点,那是在一片木薯芭边的一间亚答屋。三名雪州马共领导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开会。日本人打算穿过木薯芭,扑向这间小屋。但他们发出吵杂声,惊动了屋里的人。他们立即冲出屋外,钻人屋旁另一边的茅草芭,逃之天天。他们已知道小平被捕,但没想到小平会出卖他们? 小平在思想上是位很坚强的人,体格又强壮。黑风洞事件时,他带头冲出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死里逃生,还带领一批领导干部安然脱险。他们是唯一丝毫未受伤,又安然脱险的一批人。

获释后,小平回到党组织。当时党有—份消灭严重叛党分子的追杀名单。这些人全部要被干掉,但小平的名字从未列入名单内。的确,党组织对小平的案件态度不坚决,没有断然行动。在那个战争时期,党内有条十分有趣的惯例。党组织接受,在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之下,人承受痛苦有一定的限度。有鉴于此,被捕同志在严刑拷打下屈服,但他又回来找党组织,报告他被捕后的详细情况,基本上他可获得宽恕。当然,他们返回组织是有条件的。首先他必须向我们提供有关敌人的有价值情报。此外,他们必须尽力去追拿和杀死一名高级叛徒。虽然获得宽恕,但他们被禁止再成为正式党员。从此,他们只被视为支持者,不能再接触党内部的机密。

小平的案件颇为奇特。他自愿与日本人合作,免受酷刑拷打。然而他带回宝贵的情报,这可减轻他的罪状。他说,他尽力去遵照党的规定,想要杀死一名高级叛徒,但他没有机会下手。对此,他表示道歉。他带回一把日本人给他的手枪。日本人想用他当双重间谍。受党盘问时,小平从容地承认他向日本人供出雪州委会办事处的地点。问他为何要出卖,供出总部地点,小平的回答惊醒了我们,从而汲取了宝贵的教训。一向来,我们有一项大家遵守的紧急应变措施,每当马共党员被捕,并有向敌人屈服的风险时,最靠近的党大本营必须立即迁移。小平这样为自己辩护道:你我都知道,我被捕了,党条例规定总部必须立即搬迁。我只是以为你们会遵守党的紧急应变条例。为什麽你们没有采取所需的搬迁行动?

雪州总部搬进麻疯病院

小平这番话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我们的紧急应变安排。我们的总部也因此迁移到日治时期最安全的地点。幸好,马共在雪州的影响力强,尤其是双溪毛糯地区。我记不起是谁想出的办法,把州总部搬进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内,不过这是在小平受盘问过后不久的事。这可能是我们的同志作出的最明智选择。他们做得很好,渗透了麻疯病院的职员,因此我们能用两间院方供职员居住的独立式小洋楼。这成为我们的外I委会办事处。情况需要时,我们的人甚至在那里住下。过后,雪州党州委会 就一直藏身于几百名麻疯病人当中,指挥活动,从未受到干扰。所有日本官兵都怕 进入这个麻疯病人地区。日本警察与军队都要与这地点保持—个安全的距离。

与莱特见面

小平被捕后不久,莱特于1943年6月决定直接见我。我依照安排,先到甘津村与一位女交通员联系,然后由她带我去见党最高领袖。她带我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抵达——间菜农的亚答屋。按指示,我在菜园屋里过夜,因为莱特要在明天才见我。屋前有一片平坦的菜园,背后山丘上有一间双层的大洋楼,从那里居高临下可 望到南北主干公路。四周的山林地区就是“邓普勒国家公园”。

隔天,女交通员前来带我到山顶那间洋楼。我比莱特先抵步。莱特约定于十时准时驾车抵达。当时我以为他是住在一位有钱的华人商人家里。过后我才知道,实际上他是住在吉隆坡的哥梨城酒店(Coliseum Hotel)。每次他到首都,通常都是住在那里。出于安全理由,我不准看到他的汽车,也不可知道他的车停在何处。女交通员出去接党领袖时,我与他的女秘书在洋楼里等。客厅中央摆著一张大桌子和三张椅子。女交通员带领莱特进来,为我们作了介绍之后就离开。只有莱特、他的秘书和我三人在开会。我们是用华语交谈。

我发觉,这位总书记的华语有很重的越南腔。显然莱特不是华人,长得不 像华人,口音也;不像华人。对我来说,他像一位欧亚混种人。他的肤色黝黑, 身材不高,不到1.65米。看来他有病在身,一瞬间,我想起了大约在三年前的 一场“资助莱特运动”,当时我为协助莱特治病筹到了50元。

会议开始,我首先汇报了党在整个霹雳州的活动情况。我的报告仅限于小平离开后所发生的事件。小平南下,结果不幸被捕。我对小平遭日本宪兵逮捕的详情了解得不多,只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作了报告。会议进行了两天,每天分两阶段举行,中间是午餐休息。会议必须在下午5时之前结束,让莱特可返回吉隆坡,因为日军在夜间实施宵禁。

我汇报完毕后,莱特便详细地为我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我必须承认,他滔滔不绝的谈话,对国际事务的知识丰富,了解深入,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会后离开时,我庆幸党有一位很有能力的领导人。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何其荒谬。

被委为霹雳州党书记

会后约四、五个星期,莱特正式委任我为霹雳州党书记。委任状是通过秘密组织的地下交通管道传来。此后,莱特与我之间建立了双程通讯管道,我们以罗马化华文通讯。但是他的信件中经常有些内容我很难明白。后来,我到了越南,并学会一点越南话,我才知道原来莱特给我的信中经常掺杂罗马化的越南文。

当时我认为,第一次与莱特会面非常成功。他很满意霹雳州党的发展,称赞我作为代党州领导在困难时期处理党务的能力。这次会面令我确信,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当然我也决心要跟随党的指示,不过我觉得莱特的谈话,是清楚向我表示,作为前线人物,我应自己主动展开工作。

此外,我觉得,在我与党领袖会商之后,一些政治僵局会获得解决,看来这并不是过高的奢望。不久中央可能发出指示,促使大家作好准备,争取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返回霹雳后,我每天面对许多问题,不久前敌人的逮捕行动使州党委会困难重重,我必须加以处理。在我必须优先处理的事务当中,以为霹雳州党筹募活动经费最为迫切。到泰南进行走私白米活动是我们在推动的一项重要计划。

走私白米筹募活动经费

我们从实兆远派一个代表前往泰南的董里市(Trang)。很快地,我们的人获得了当地泰共的信任,不久就有机会见到泰共总书记李启新,化名“老黑”。

双方建立了联系后,老黑于是写信给马共总书记,表示为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希望莱特协助,使两个邻国的共产党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我们的人亲自携带这封信回到实兆远,交给地方党委,最后信送到我的办公桌。我没有打开信,于隔天在离美罗八英哩的乡村会见莱特时,亲自把信交给收信人。

莱特拆开信,茫然看了一遍,就把信交回给我。他说: “你自己读。”我觉得他这样大方,颇不寻常。通常大多数事情他都保守秘密,尤其是来自兄弟党的信。老黑已成为本区域共产党人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出生于海南岛,年轻时移居新加坡,在那里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32年,他已被委为在新加坡的马共总书记的私人助理,同时也是共青团领导人。同年,新加坡警方逮捕老黑,并把他驱逐出境。到了香港,他与当地的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几个月后,他被派到曼谷工作,最后他成为泰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在给莱特的信中,老黑提到在他被逐离新加坡之前,他实际上从未听过党内人士提过莱特的名字。然而过后其他人告诉他,我们这位领导人对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很大的贡献。老黑是在香港遭遇到新加坡驱逐出境的前马共中央委员,从他们那儿获得这些消息。

读完信,我将信还给莱特。接著他所说的话露出了马脚。莱特夸张地说道:“这个老黑,是个好人。我认识他已多年。”

马共总书记竟然看不懂华文!

如果他看懂华文,他一定知道老黑明明是写信给一位他未曾相识的人。我决定将这件小事深藏心中。反之,我继续向莱特报告白米走私活动取得的进展。我预测,走私米的活动将让我们赚大钱,对党的财政会有重大影响。

莱特对老黑的信所作出的反应,也对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斗争日益尖锐,莱特所作所为越来越不得人心

陷入水深火热的经济困境, 工人开展一连串罢工

一连串的工人罢工行动在1946年展开。当然,—切的罢工行动都是由党的各州委员会、而非中央委员会所发起。中委会从来都不处理这类活动。与英国军政府的指责恰好相反,我们并不一味地到处制造麻烦。我们所做的每样事都专注于迎合工人阶级的已经存在的和真正需求。是工人们为了改变命运,鼓动采取行动。他们正陷入水深火热的经济困境中。各州委员会所获得的热烈反应,正奠基于这种绝境上,没有它,自发性的群众大会绝无法实现。

当罢工行动展开时,英国军政府也在忙于对策。殖民地高级专家所做的评估显示,除非采取行动平息罢工行动和随之而来的暴力,马来业和新加坡的经济很快就会陷入混乱中。它们无疑已考虑到马共可能从混乱中坐收渔利。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英国军政府对公平分配财富绝无兴趣。这是种严重的腐败行动。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发现在这段时期,英国殖民地所控制的一切不外是贿赂、剥削、欺骗和普遍的渎职行为,无所不有。法庭腐败、民政官员腐败、军队腐败、警察腐败、军人和他们指挥官们动辄开枪。

英国上司要莱特平息罢工

园丘暴力蔓延到马来亚各地,也渗透新加坡的工业部门,但我发现,莱特竟还是保持极低调。他极尽隐名能事,并享受它的保护作用。但现在,他无疑已意识到他因偷偷摸摸充当英国特务所招致的怒气。在日军占领期间当同志们要施压要求增强军事行动时,他坚持我们应更集中于把工人组织起来。如今,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已发挥他们的作用,并管理他们的组织。莱特的长期政策已被证明是具有不寻常的预示性。他应该感到心满意足才对,但他却明显是个忧心忡忡的人。他的英国上司必定曾向他大力施压,要他平息罢工行动。

在中委会议上,莱特只是一两次提出罢工活动的课题。他选择不与我们对抗,他已感觉到他几乎不能扭转他首次提出时备受争议、但如今却非常成功的政策。他知道,这麽做的话,将会引爆反对他领导的造反事件。为了避开这势头,他口是心非地大赞特赞正进行中的行动,绝不表达丝毫的负面看法。

莱特在党内威信减退

他觉察到他在党内的受欢迎程度已减退,这位总书记决定打出在过去无往不利的国际牌。毕竟,他的声望都建立在声称与世界共产党组织有联系,并且是共产国际成员的基础上。为了方便出国,他需要证件,1946年中,有次在我们的吉隆坡会议上,他要求我替他弄本中国护照,并且给了我一张在吉隆坡一家相馆拍的近照。

吉隆坡苏丹街(Sultan Street)有一间由活跃政坛的富甲一方的李孝式先生家族经营的酒店。李孝式较后出任东姑阿都拉曼的独立政府的财政部长。李孝式的祖父以引进契约劳工――我们所谓的卖猪仔――到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门路致富起家。较后其家族业务转向锡矿,也越来越富裕。到了1946年,该间苏丹街酒店为往来马来亚和中国的商家提供膳食,在这方面,它与当地的中国国民党领事馆有特别的安排。我们的一位同志碰巧与酒店管理人有交情,因而得以把附上一笔款项的莱特照片交付酒店,不久后即为他取得一本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C.H.Chang,或是张灿红。不甚合法,但很管用。

莱特出国,委任陈平为代总书记

在此时的党领导机关,莱特是坐第一把交椅,陈勇受公认为第二号人物,我被视为第三。在9月于新加坡举行的全体中委会议上,莱特本身便建立了这种权力等级次序。他的旅行计划是离开新加坡到香港,最后直接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莱特宣布陈勇也随团同去,并委任我为代总书记。

安排与同伴分道而行

我现在相信莱特开始担心如何继续与英国情报局保持定期会议。这些,当然得继续在香港、甚至可能也在上海进行。他怎能在不会引起同行的伙伴陈勇怀疑的情况下做到这点?他于是安排他们两人分道而行。他乘船直接到香港。乘搭另一班客船的陈勇被告知取道曼谷转至这个英国殖民地。莱特坚持,基于保安原因,他们的行程必须分开。

陈勇的船在曼谷被耽搁,他因无法与莱特取得联系而乘火车到新加坡。我们当时没有怀疑什么,但明显地,这是莱特的诡计之一。

其实,总书记按计划如期到达香港和上海。但当他回来时,却只字不提海外的会谈,甚至也不向政治局同僚说明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的忠告。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他肯定没有纠正这一点――他已在上海会见周恩来。我较后证实这并不正确。事实上,他的确与周恩来的老副手董必武交谈。

效忠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当莱特回来时,马来亚共产党对群众所持的整体哲学和方法是有了重大的改变。我们从此以后不以自己是海外华侨自居。相反地,我们应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华人。我们是马来亚的其中一个族群。我们效忠的国家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我们开始在党讯和报章上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却立刻受到老共产党员的反抗。这些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中国到马来亚的中国共产党员全都有抱怨。他们大力反对把他们的命运与马来亚结合,断绝与中国的联系。他们为文强调他们是中国人,祖国的利益至高无上,并应致力于协助中国。他们决定保持海外华侨的身份。

莱特采用分而治之方法把中委会分成政治局和组织局

另一重大的变化是莱特从上海回来后,对党务进行了改变。他告诉我们中委会应发挥更有效的功能。在这托词下,他把中委会分成两个平行的小组,以加强工作效率。作为党最高领导层的五人常务委员会从此以后停止处理组织工作,纯粹扮演政治局角色,只对政治事务作决策。我们受委负责宣传任务,今后负责监督新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推动统一战线的活动。

中委会的非政治局成员则被委任为党的组织局成员。政治局和组织局都直接隶属莱特。他认为政治局和各州委员会的联系如果没有完全避免的话,也应有所限制。现在,只有党组织局才处理州委员会的事务。所有这些限制政治局权力和权限、以及断绝它与党基层联系的新安排立即生效。这证明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干净利落的方式。

马共游击队员受到歧视

虽然如此,莱特的操纵行动并不能阻止从当时(1946年9月)直至1947年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罢工行动的势头。数月后,非常明显地,英国和华人商家、园丘老板和矿场经营者在聘请工人时,都歧视前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员。他们将一度是共产党森林斗士视为潜在的闹事者。这,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呈交中委会的报告表明我们的广大党员对此深感不满。他们要求党采取强硬的行动,并加强对中委会施压,要求它寻求一项解决方案。

莱特对杨果的指责

再次,莱特独揽大权,特别挑出雪兰莪州领导层进行批评和指责。莱特罔顾遍布马来亚和新加坡各个角落的党员都感到焦虑不安的事实,单挑雪兰莪,尤其是对兼任政治局五人成员之一的书记杨果加以指责。在一次于吉隆坡举行的中委会会议上,莱特直指杨果不能胜任愉快,以致雪州的党组织一片混乱。

杨果被激怒了。明知这些指责全无根据,他还是不愿在党领导机关里的同僚面前为自己辩护。莱特继续指杨果必须对所谓的党内“组织危机”负责,因此应该受到惩罚。他建议这位雪州书记被降级,同时所担任的所有中委会职责也一并被撤除。在党内而言,这是非常可耻的下场.

陈平为杨果辩护

莱特要求委员会成员发表意见。一些人热烈地附和他的建议,其他则不发一言。我站起来为杨果辩护,无沦如何,我承认,我在这么做时是非常小心的。我从一开始便表明我的看法,即我们所讨论的党危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普遍存在,并不只限于雪兰莪。我主张中委会,包括我自己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我言下之意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莱特本身也应受罚.

全体委员都在等著我们的领导人发作,但他并没有。莱特改变看法,是因为我的谈话或者是由于感觉到当时的气氛不对,这不得而知,但是,莱特在全体中委会面前公开表达不满后,决定杨果可以不必降级,但应受到严厉警告。杨果两者都不接受。他自愿辞掉在中委会和政治局的职位,要求降至州级。

杨果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

会场随之陷入一片尴尬的沉默中.其他在场的中委逐一地劝阻杨果不要离开中委会;即使是莱特本人,对他的批评也转为温和。中委会最后决定杨果继续留在中委会和政治局,但可以如他所愿,允许他调回他的槟城老家。莱特清楚地认识到杨果背后有一股强大的舆论支持力量。与其挑战它,他选择只对这位雪州书记施以象征式的惩戒。

不久后,杨果离开雪兰莪,回去乔治市。事实上,他回返槟城是一个有用的“冷却”期。但是,这也引发一连串事件,最终摧毁所有主张与英国殖民主义妥协的党内思想。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策划推翻叛徒

莱特蓄意搞分裂,把目标对准杨果

在党面对英国军政府越来越强的压力之际,莱特也趁机蓄意在这最坏的时刻在中央委员会搞分裂。他并无法掌握有关杨果的充足资料。他需要一个目标来转移大家对党组织混乱局面的注意力;但是,把目标对准杨果却是严重的失算。

是什么令到莱特突然间对这样一个长期为党效劳的同志发怒?为了执行政治局成员的有所限制的任务,我尝试分析这位总书记的动机,这时父亲的电话来了。他要北上槟城,途中会来吉隆坡,问我是否能陪他北上。当时是1946年10月中旬,正值西南季候风转向东北季候风的季节交替期,热带雨云密布天空。到槟岛小住几天的计划是太妙了。再者,坤华和我俩新生的女儿最近刚送到槟城给我的岳母照顾—个时期。父亲叫我载他去槟城。当时,党供应我一辆奥斯丁8型小汽车驶用,那是日本人投降後得来的战利品。

在丹绒武雅与杨果在食档见面

我就住在岳母家。我们才抵步不久,杨果的电话就来了,我们约好两天后见面、一起吃早餐。我们乘搭巴士到槟岛东北海岸的丹绒武雅。其时正值工作日,丹绒武雅海边空荡荡无一人。渔夫赶在退潮前停泊在海边的五颜六色的渔船,如今都无力地瘫靠在沙滩上。我们各自叫了一碟炒面和一杯咖啡冰,就在食档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起初,我们的谈话尽往一些小事上兜转。然後,杨果突然正面看着我,问道:“你到底怎样看亚列?”亚列是莱特在党中为人所熟知的别名,是“列宁”的简称。

我谨慎地思索我的反应,然後小心地回答:“像往常一样,我视他为我们的领袖:”

杨果说:莱特是国际特务

我意识到我这位朋友还在生莱特的气。我不知道他还想谈些甚麽。事实上,以党的标准而言,我们这席谈话显然非常危险。

杨果不理会我的迟疑、单刀直入说:“他是国际特务。”

我的眼睛看着杯子,我的手慢慢地搅拌冷饮,心中却在思索着要如何应对。我可以感觉到杨果的紧张。我问:“你有甚麽证据?”

“我很肯定他是特务!”口气是斩钉截铁,不容异议。他又补充说:“他在战前曾为英帝工作,而在日本侵略时期,他又当日本走狗。这我都知道。现在,他又为英国人工作了。” 莱特每次都逃过被捕的命运

当杨果继续列举莱特在战前时期多次在警方到来突袭之际,总是恰如其时地缺席会议、巧妙地逃过被捕劫数的种种行迹时,我则意识到他所说的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太常出现所以不可能是一种巧合。有一回,警方在莱特在场时又展开突袭和逮捕行动,但他们在审问时竟然也不加多问,就很离奇地只释放他一个人。当时,“盘问”是殖民地警察对所有被扣留的共产党疑犯所采用的标准程序。

我承认我曾听闻这些事件。我的任务局限在霹雳州,其他州的情报到我的手时往往都是过时和不明确。我回忆起莱特每次都能逃过被捕的命运,当时总以为主要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机灵。这一切都体现了他的神秘。    杨果颓丧地摇头说:“看看日军铁蹄下的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继续说下去:“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接下来又发生(吉隆坡) 黑风洞日军围剿屠杀事件,莱特本来也应该在场的,但是,他再次离奇地被耽搁了。日军袭击、杀害我们这麽多的高级干部,这难道又是另一个巧合吗?”我的老友以嘲笑的口吻这么问道。

莱特编造与国际高层的接触

在仔细聆听和权衡一番后,我决定向杨果提出我对莱特所谓的与共产国际高层有接触的关注。这些显然都是编造的。我回想起我在美罗会见这位总书记的情况,以及他对老黑(也就是李启新)通过我交给他的一封信所表露的反应。

接着,我再细想老黑和阿里敏在今年初到吉隆坡时,两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先後告诉我他们与莱特素未谋面的事。事情的出入很大。他是不是为了巩固作为党领袖的地位,而编制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好一阵子,杨果和我都默默地不说话。

揭发莱特

後来,我打破缄默,口气坚决地向我的同志说:“我们得揭发他!”此刻的朝阳已经高挂晴朗的天空。压抑的空气静止不动,海面上几乎激不起半丝涟漪。早前还在附近闲着无事的渔夫,全都回到他们的小木屋去了,除了我们两人之外,整个海边可说是空无一人。

我的眼光从海上游移到大陆,接着便停留在远处的吉打州连绵起伏、蓝得峥嵘的群峦叠嶂。在越来越潮湿的空气中,充满凉意。我的眼光又向东远眺,那是从暹罗(即泰国)南部的(马泰)边境地区一直往南伸展到马来亚半岛脊椎的主干山脉的最北端。在这披着茂密森林的一重又一重高山里,我们的游击队员一直为了保护我们备受疟疾侵袭的营地而前仆后继。我们的斗争武器,就藏匿在我们煞费苦心经营的沿着这主干山脉的众多洞穴和地下密室之中。到底莱特向英军泄露了多少秘密?

密切监视莱特

杨果和我都非常明白我们要做的事所存在的潜在危险。我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快速及果断。否则,我们恐怕无法活着看到结果了。党会对付那些策划推翻高层领导人的密谋者。

我们两人都同意应密切地监视我们这位总书记的动向,伺机出击。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如常地执行党务。

在离开丹绒武雅之前,我们也对每位中委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最後所达致的结论是:除了莱特不按党规安排的两人之外,全体中委都是好人――他们一心一德为党谋求最佳利益,只要证据充足的话,他们都是我们可信赖的支持者。我们又得见机行事。

莱特在吉隆坡举行中委会议,表现得很古怪

机会比我们预期中更早出现。在杨果和我於海边商议不到两个月,莱特便召集我们在吉隆坡举行中委会议。这回,他表现得很古怪。

会议在原为已故百万锡矿家陆佑建於安邦路的大洋楼后面的一幢双层木屋洋楼底层的饭厅举行。中委们沿着长形的饭桌而坐。会议才开始不久,莱特便宣布另有要事,不得不中途离席。他指示我们继续开会进行初步的讨论以及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拟定主要会议所要讨论的议程。真是奇怪。他向来都坚持由自己来拟定议程的呀!

在我们的领导人突然离开会场后,我们即席推选另一位主席来主持会议。有人提议来自柔佛的陈勇――一名政治局成员、我们的南马局首领、及被众人视为党领导机关中的第二号人物。提议获得附议,会议也继续进行。莱特正在办理的事看来很花时间。在没有莱特的两天会议中,我们的初步讨论都只是在漫谈。

第一天会议午休时,我和杨果步行回我在安邦路、路程不到十分钟的家。我和坤华当时的居所一带共有六间房屋,隔壁邻居是在树胶研究局任职的中层官员,娶了位马来太太。这位邻居曾在日治时期沦为日军的阶下囚。

莱特最容易受金钱的诱惑

在漫步当儿,我可以感觉到杨果的兴奋。我还没关上大门,他便脱口说道:“莱特不在,所有党领导人都来开会。机会来了!”

整个午餐,我们都在讨论行事策略。自从丹绒武雅的交心详谈后,我们两人都不放过任何机会来研究莱特处理党务的行事方式。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达致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他最容易受金钱的诱惑!自从日本投降后,莱特并不曾提呈有关党基金状况的任何报告。我也发现,他甚至连在日据时期也从没提呈财务报告。这意味着在这四年多以来,他虽然掌控党的资金,却从来都不必向谁负责任。

提出财务问题

经过磋商后,我们决定由我在下午复会时,立即提出党财务的问题。我要提的重点是基于党的准确账务,各州都得申报一份它们在战后时期的财务总账报告。这些账务当然得包括呈交党总部的基金详细报告在内。既然大家都同意州委员会必须向党中央捐献基金充作运作经费,这项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没有人能够提出争议。事实上,捐献最多的州属还可获得表扬呢!

只要我们打下基础,并在议程中规定提呈财务报告方面获得大力支持的话,我们认为我们便能在挑战莱特时占优势。根据我的粗略计算,自日军投降以来,莱特所经手的马共各州委会款项大约有100万至200万叻币。

在确立了查问财务状况的论据后,我们计划让杨果提出有关领导人作风的敏感课题。他得小心行事。我们都知道,这项发难可能会反而使莱特轻易获得同情与支持。等待财务结论的中委们,可能会对讨论领导人作风的议题小心翼翼。由于领导人作风所牵涉的范围广泛,我们得针对中委会过去从未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

密谋好后,我和杨果回到会议地点出席下午的会议,并开始按计划行事。我们的问题一经提出,中委会便一直讨论到第二天傍晚。主持会议的陈勇得进行总结,解决会议的议程。

会议的讨论议程

会议同意讨沦的第一个事项是,莱特在马来亚共产党正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所提呈的国际局势政治分析,竟然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所作的分析迥然不同,这—点得寻求解释。莱特显然并未掌握国际发展的最新情报,这反而令人对他本人声称出任国际职位产生很大的疑问。

议程的第二个讨沦事项是领导人的作风。在初步讨沦时,会议同意党内出现了封建式的领导权威,此外,会议也讨论了其他附加的事项。最後的议程是全按我的建议,要求各州逐一提呈他们的财务报告。

莱特提出请假

在第三天的主要会议开始时,莱特适时地出现了。他先是要求看我们所定下的议程。他读出议程,脸上并没有明显的反应,有一阵子,他试图对他的政治分析作出辩护,但发现无法说服听众。接着,他突然见风使舵,并影射主导拟定议程的同志涉及—项阴谋。陈勇只是我们按计行事的主持人,他(当然)激动地矢口否认这项指责。最后,他大发脾气,提出辞职。

莱特对陈勇的冲动吃了一惊.并再次改变手法。“我老了,你们也都知道我的健康长久以来都欠佳,我希望你们允许我请假,或许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改进我的华文能力。”他这席话使我猛地再次想起美罗的会议,以及老黑托我交给莱特的信。我们都知道莱特身体不太好,也知道他需要加强对华文的掌握。但是,我们确实对他要求请假感到困惑不已。

我们的总书记坐在长方桌上方,我则坐在对面直视着他。由于受到莱特的指责和攻击而感到难受的陈勇则坐在我右边。

虚假的赞美

接着,莱特指着我,说他把我视为最能干的同志。他说我这十年来一直勤奋不懈地为党付出。 “陈平同志将来会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因此,我有信心在我渡假期间把党交付给他。”

他一直不断地对我大表赞扬,当然,这一切的用意都是故意为了贬低被视为其副手的陈勇。在别人眼中,我向来不是个动辄发怒的人,我一直按捺着性子来听莱特对我的虚假赞美,最后终于忍无可忍。这一回,轮到我发火了。当莱特还在喋喋不休时,我突然猛敲桌子,跳起来喊道:“够了。别再称赞我了。我配不上这些赞美。”

陈勇是我的密友。在马共的霹雳宣传部,他一度是我的直接上司,而我则听命於他。他当时是州委员会的委员,我虽然美其名是党讯“主编”,负责的工作却是刻写油印用的蜡纸。回顾起来,我们两人认识已经很久了。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莱特突然失踪

一流的演技

在我发完脾气之前,莱特突然哭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骤变,叫全场惊慌失措。他双手抱头,坐在桌前默默拭泪。他一直在啜泣,也不断地低声抱怨:“你误会我了……你误会我了!”如果他的—流演技是为了搏取同情的话,那他马上就取得惊人的成功。会上,埋怨我不该攻击莱特的怨声四起。小章,黑风洞围剿事件的幸存者,也是西彭著名的游击队领袖,更是马上热情地为哭泣的莱特辩护。

他间接地指责我,故意在此刻没有什么会比团结对马共更重要的时刻,在党内制造分裂。“我们的领导人是个病人!”小章在怒吼,“他得休假养好身体。我们应支持他!”

反领导的计划被拆穿

一场反领导人的阴谋被拆穿了!真是铸成大错!但是,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得道歉,便保持缄默。杨果和陈勇也—样默不作声。最后,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散会,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复会。

当天傍晚,杨果来到我的洋房,他严斥我的鲁莽行径。“我们之前已说过不要暴露身份。现在你看你做了什么事。”他抱怨道。“我们俩现在已成明显的暗杀目标。你最好作好防范措施。我已作好我的防范措施。”他补充道。

陈勇呈辞职信

会议如期复会。杨果也出席,不过我旁边的座位空着。明显是胆怯的陈勇选择不出席会议。陈勇的住所就在会议地点的附近,被派去找他的交通员带回他签名的辞职信。他的辞职信在会议上被大声地念出,然后传给大伙看。我们的第二号人物表示已失去信心,并认为没有意思继续担任中委。他好像是在等待不可避免的事发生。

莱特把此事搁置—旁,并指示讨沦其他与议程无关的事项。在会议结束时,他宣布有更重要的事务待处理,此次是在新加坡。就如往常般,没有人询问详情,聚会随即解散,下次会议定在三个月后于同样地点召开。

1947年—月底,马共高级干部们再次在吉隆坡聚会。由于较早前发生的事件,当我们在坐落于安邦路旁同一间洋房的长桌坐在本身的位子上时,会场有股不安的等待气氛。然而,没有人预见到当日发生的事件,对东南亚及英国与其全球的共和联邦国家所产生的重大后果。

莱特缺席会议

陈勇再次没有出现,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感到意外。让我及所有出席会议者感到意外的却是,桌子前端应由莱特坐的座位却是空着。党为莱特在吉隆坡提供永久的住所。那是位于文良港(Setapak)——鹅麦(Gombak)的一间单层砖墙小洋房。总书记是出名的准时的人,他很注意抵达约会的时间,往往不早也不迟。我想他是以列宁为榜样。莱特主持的会议经常是在上午8时召开,在中午12时休息用午餐,下午2时复会并在当天下午5时休会。莱特每次皆在会议前10分钟离开家。

寻找莱特总书记

在此次的正月会议上,我们等了十五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已是9时了,会议最终建议必须有人到莱特位于鹅麦路的家,并沿着莱特使用的路途走,以确定他不会在途中发生车祸。柔佛州委阿电被委派执行搜寻任务,不过他不会驾车,我自告奋勇以我的奥斯丁载他。

在陈勇的缺席下,阿电执行柔佛州书记的职务。他是最受陈勇信任的助手,但仍旧非常效忠于莱特。我们慢慢的开着车朝莱特住家十分钟的路程驶去,我们仔细注意路面及路旁,寻找任何车祸的迹象。不过我们未能发现任何迹象。在我们前进时,阿电温和地劝告我此次不能再像上回般与领袖冲突。

我们最终抵达莱特的住所,我们见到莱特的太太江雪蓉,她是马共党员,当时正怀孕在身。四年半前,她是一名交通员带领我到山顶的洋房与莱特会面。我问她莱特的去向,她感到非常吃惊,并坚持莱特已准时离开,以确保准时抵达安邦路的会场主持会议。我与阿电非常忧虑,我们游说莱特的太太陪我们到会场向与会者说明情况。

抵达会场后,她反映莱特何时吃早餐及何时驾车离开家。随后她就离去。中委们关切地讨论此事,莱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名中委认为莱特可能已被英国人绑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选择不发表意见,当然也不解释为何我持不同意见。

成立调查小组追查神秘事件

我与杨果相信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于午后散会前,会议决定成立调查小组追查此宗神秘事件的根由。会议选出三人,在陈勇自我选择边缘化后,我就被委派领导这个小组。另两名调查成员是阿电及杨果。

当晚,杨果再次来到我的住所,我们讨论莱特失踪所可能出现的所有后果。我们很迷茫,不知从何处着手调查。我们在政治部没有任何联系,此外,我们不敢到当地的警局投报,指受人畏惧的马共地下领袖失踪了,并相信是被政治部绑架。

我与杨果变得很忧虑。我们感觉到莱特与其政治部控制人肯定会对我们展开反击行动。我们可能已被列入被干掉的名单。当我们消失后,莱特就能复出及重新出任不受人挑战的马共首领。我们决定应该消失一段日子,让一切恢复平静。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定是否有人在找我们。离家前,我向太太说明情况,并劝告她最好是回返她妈妈在槟城的家住。不过,她决定继续留在吉隆坡。

躲藏

当晚深夜,我与杨果敲打一间位于吉隆坡甘榜巴鲁住家的门。这里住着两名马共党员,他们是关系亲密的朋友。两人在马共半月刊《战友报》编辑部任职。这份半月刊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中流传。我们要求在这儿居住,并要他们保守秘密。起初几天,夜间我们在这里躲藏,白天则在书店及电影院溜达,偶尔也回返原本的住所,以确定是否有人曾经尝试联络或追踪我们。最终我们发现我们的躲藏行动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让我们成为更明显的目标。因此我们决定不再躲藏,恢复执行正常的党务。

现在,其他中委正吵着要知道已采取的行动及要求作出解释。气氛充斥混淆、紧张及潜在的愤怒,这主要是因为担心若莱特的失踪不迅速解决,中委会可能瘫痪。

双重任务:解开莱特失踪的神秘原因;收集有关的证据

我肩负的任务是双重的。我必须首先解开莱特失踪的神秘原因,其次我需要收集所有与莱特失踪有关的证据,呈交给中委会。然后由中委会决定要采取的行动。

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打破15年来在党内滋生的个人崇拜。莱特刻意塑造个人崇拜,这是他持续控制中委会的手段。这已成了他最有力的武器。历史大格局为他制造条件,让他成为斗争的英雄。当他加人马共时,党正处于混乱的处境,他成功把党带回正轨。随后日本侵略中国,莱特动员群众支援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生活费高涨,莱特则转向注重改善工人的收入,在当时,组织罢工是容易的事。虽然这一系列的高调斗争造成本土共产主义活动快速扩展,莱特在基层则赢得赞赏。

大骗局――莱特编造的故事

我们失踪的总书记给党领导层的印象是,他曾在法国、苏联、中国及印度支那(印支)共产主义运动工作过。他的说法是,在中共上海市委会工作一段日子后,他被派回法国,途中他在新加坡逗留。在新加坡时,他接触到毫无组织的马共。他的计划随即更改,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留在新加坡为当地的革命指引方向及确立秩序。他展现了组织地下活动的能力,他的身份似乎无瑕可击;他所具有的越南背景及接受法文教育也为他增添光环。他被全党毫无怀疑地接受,并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我与杨果现在心里已知道莱特的故事是大骗局。可是,又要如何揭穿假象呢?我们又如何能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证据以提呈给沮丧的中委会呢?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莱特卷走超过100万元党基金

支援印支革命

在尝试所有的管道后,我们的第—个突破是在数个星期后来自越南人。一批越南共产党人在事先的安排下,从曼谷的基地通过陆路抵达吉隆进行访问。他们是前来寻求我们支援印支战争,之前他们也曾提出类似要求。自印支革命在日军投降后爆发,马共欣然给予越南的同志财务支援及与越盟运动维持密切关系。每一回越南地下组织到访,他们都会与同是越南籍的莱特相聚。

近期来,莱特也是支援印支革命的幕后动力,他动员600名在新加坡的志愿人员赴战场支援越盟,英国当局在最后时刻干预,阻止这批志愿军前往越南。

为越盟提供军火

在此次的特定访问中,我们的越南同志有意接受莱特较早前的献议,为越盟提供军火。马共已特别拨出400支枪械给他们,它们置放在柔佛东海岸介于丰盛港及哥打丁宜(Kota Tinggi)之间的三个秘密贮藏处。我们也准备了一艘舯舡及船员运载枪械。以通过南中国海运到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Cam-Au Peninsula)。

卸放军火地点受法国军队进攻

越南人自己安排细则。他们将在丰盛港上船。然而,当他们在吉隆坡等待时,他们接获曼谷总部的通报,指原定卸放军火的地点正受到法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以致军火输送计划被迫取消。

就如每一次的访问,到访的越南人要求会见莱特。起初我告诉他们莱特不在市区,他们接受我的答复并南下新加坡数天。回返吉隆坡时,他们再次要求我安排会见莱特。过了几天,自认充分认识到访者后,我便很尴尬的向他们坦白相告,我们的总书记失踪了。我也向他们表示,人们普遍上相信莱特是被英国人绑架。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访者却向我反映他们所知道莱特在新加坡的数个事件供我评估。他们相当肯定英国人并没有扣留莱特。他们在离去前留下一名在新加坡的越南人的名字及地址,他们认为这个联系将对我收集莱特的消息有很大的帮助。

会见新加坡的一名越南人

我赶到新加坡会见该名男士,他是一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年近四十。在战争时期,他在“全印度电台”海外广播网从事翻译工作,把英文新闻稿翻译成越南文。他也曾任播报员,战后其广播小组停止操作后,他跑到新加坡来。他是一名民族主义者,有意返回越南参与抗法战争。以其背景,曼谷的越南共产党人认为他是可以信赖的。

证据显示:莱特与日军及英国人有联系

我的新联络人证实我之前听到的故事,莱特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与日军有联系。他指出新加坡的越南人社区很早就怀疑莱特为日本及英国人服务。新加坡的越南商人社区在当时约有300人。在几个星期内,我就收集到—大叠的证据,详细列明我们失踪的领袖的各项活动。有一项证据还显示,莱特甚至向当地越南社群夸耀,英国人欲颁发特别战争服务勋章给他,不过他拒绝这项献议。

莱特的私生活情报

我也接获有关莱特私生活的情报,这令人心烦,他明显在隐瞒我们。来自槟城的江小姐是客家人,她是当天向中委会说明莱特在吉隆坡失踪的情况的妇女,她竟然变成了总书记的第四任太太,、在新加坡时,我了解到莱特的第一任太太是越南人,她是政府承包商的女儿;该名承包商为家人在加东的海滩购置一栋洋房。莱特另有一名漂亮的情妇,她在一起车祸中失去一只手。她住在新加坡禧街的一个组屋单位,并由莱特支付。我们的总书记也提供资金,让她在禧街经营酒吧与餐馆,第三个女人是广东人,也是住在莱特支付的房子。日军投降后,他与我们的同志江小姐结婚。

莱特卷走超过100万元党基金

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以越南文书写,我随后找人翻译成华文。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后,我收到有力的证据证明莱特事实上卷走超过100万元的党基金。1947年3月6日,我带着文件召开马共中委会会议,并向会议提呈我的调查报告。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1947年3月6日会议对莱特事件的三项决议,正式委任陈平成为马共领袖

莱特要求提供党的秘密武器贮藏库详情

日益接近定于1947年3月6口召开的中委会会议,我开始收到莱特发出的令人忧虑的指示,要求提供党的秘密武器贮藏库的详情。这些要求是秘密地通过新近成立的组织局发出的.在六个月前总书记为了整顿中委会职务而被调任政治局的我并不了解组织局的活动。

我察觉,所有州委被要求提供武器的数量、详细的子弹贮存量及最令人惊心的,我们在各个森林的军火贮藏库地点。为了本身的目的,莱特也要知道负责掌管各个军火贮藏库高级干部的身份。

有关要求肯定是直接违反我们的最基本保密条规。我现在终于明白莱特划分中委会职务的动机。在这种安排下,所有有关受质疑的指示的消息,皆是组织局独有,我们在政治局则全然不知。这是个非常好的操纵党的伎俩。与此同时,它也确保将那些具有权威和信心去质疑指示的人,隔绝在日常的进程之外。

武器及弹药资料从不写在纸上,只藏在脑中

碰巧的是,我们的主要武器军火贮藏地点在柔佛、霹雳及雪兰莪。幸运的是,在这种时刻,这些州及其他地区的党分部皆回避提供所需的资料。他们并不是因为怀疑莱特为英国人工作而不愿行动。而是因为这些同志明了一旦遵守这种不可思议的不当指示,它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州及区级实行的惯例是,这类保密的资讯从不写在纸上.特别是有关武器及弹药的贮藏资料只藏在脑中。

当时,而且至今我还是相信,莱特试图一次过索得我们的武器供应重要情报,这是党生存的根本基础,有关行动肯定是来自英国情报主子的非常大压力。我认为这是一项能在我们的武装斗争处于萌芽时期就捏死它的计划。

英国人逼莱特以获取我们的武器贮藏情报

然而英国人对他们的行动想得不够周到.他们把莱特逼得太紧。为了听从指示,莱特被迫采取令人警觉的行动。如果英国人更细致地行动以获取我们的武器贮藏情报,他们可能会得手。一旦英国人成功了,马共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被瓦解。就算是党侥幸得以生存,那也肯定不会有游击战。没有武器你就无法打仗.

所有这一切最新的报告列明莱特不寻常的要求了解我们的武器贮藏资料,增添我在3月6日于吉隆坡召开的中委会会议上提呈报告的证据。除了陈勇,所有中委皆出席会议。虽然其他中委同志皆非常清楚马共正面临最严重的危机,但他们并不了解莱特出卖组织的程度有多深。

1947年3月6日会议对莱特事件的三项决议,正式委任陈平成为马共领袖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向中委会汇报所收集到的资料后,就坐下,会场是令人害怕的寂静。显然,出席者很难接受我们的潜逃领袖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哪一项罪行破坏性最大呢? 它对我们进行革命运动能力的破坏有多深? 哪一项修补破坏的措施最好?过了一阵子会场打破寂静,我们开始交换意见。会议对莱特事件作出三项决议。第一,我们确认他为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其次,我们开除他出党。最后,我们确认他必须受到最高的惩罚--死刑。

会议作总结时也正式委任我成为马共领袖。我随后发言,指明巩固力量的需要,以使党得以重生及进行重组。会议最后也决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

向莱特的华裔第四任太太通报消息

之后,我认为我们有责任通知莱特的马来亚籍华裔太太,我们的同志江小姐,有关其丈夫的犯罪证据及会议所作的决定。我们十分尊重江小姐。莱特在吉隆坡失踪后不久,她就迁往槟城父母的住处,并在该处诞下一名女儿。我与杨果讨论以怎样的最好方式向她通报这个消息。

基于江小姐在学生时期就已认识杨果,由他亲自会见她是最好的选择。我对这项安排感到松了口气。由于花了多个星期收集对其丈夫不利的信息,我与整个事件的关系太密切了,这对听到消息后无疑将会极度悲痛的同志是没有帮助的。江小姐的父亲在乔治市槟城路附近经营裁缝店。杨果在店里会见她并向她解释我们的调查发现。他也从头到尾向她讲解其丈夫的背叛行为一-从英殖民统治战前时期。日军占领年代至英国人在战后重新占据时期。他向她说明越南共产党人如何协助揭发莱特的双重身份及我们如何对其罪行置信无疑。

杨果估计,她会近乎发狂地痛骂及痛苦地要求宽恕莱特。然而,江小姐静静地接受被告知的一切,不做任何提问。在双方保持沉默一段长时间后,她细声地说道: “那么我相信你们必须杀死他。”    杨果回答说:“我们必须那么做。”他补充道,“我们正在寻找他的下落。”一年后,英国当局逮捕江小姐并把她遣送到中国。70年代她因肾脏衰竭而病逝中国。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追杀叛徒莱特

开始追杀叛徒莱特

在处理了莱特华裔太太的问题后,我们开始了追捕叛徒的行动。我们清楚的知道其岳父在加东海边别墅的坐落处,我们派人紧密监视,寄望他会重返该处。

新加坡市委书记马丁领导追捕行动。他曾在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训练,在日据时期查普曼对他很熟悉。马丁受指示成立一支特别除奸小组,在第一时间消灭莱特。每一名小组成员皆持有被追杀目标的照片。我们对加东别墅进行了超过两个星期的秘密监视。我们追踪无数进入及离开别墅的车辆。然而始终没有成果。最终马丁报告所有追查莱特在新加坡行踪的行动都失败了,我们推测此人很有可能已离开这个地区。

莱特侵吞钱财数额达200万元

当我们思索下一步追杀行动及采取控制破坏措施的时候,我们开始收到各州有关莱特侵吞党基金的数额更准确的评估。从最新收到的资讯,我们得以计算在莱特掌控时期,各州呈交给新加坡党总部的准确捐献。此外,我们也了解在同时期马共捐给在暹逻及印度支那兄弟党的准确基金数额。我们也得以确定新加坡办事处的真正开销,以简单的加减法计算,我们得出侵吞基金的底线,它比原先估计的数额更庞大。新数字是接近200万元,而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莱特不仅把马共的钱用在自己的投资,也花在多个女人的身上。根据当时的计算标准,他的欺骗行动所涉及的数额之大是令人吃惊的。

马共累积财富的来源――充公日本人的囤胶

我必须在这里先解释马共如何得以累积那么多的财富。它是在日军投降,我们的游击队复员前累积的。一项单独自发性的充公囤胶的行动引发半岛马共支部展开同样的夺取胶片的行动。有关行动肯定不是一项指示,不过却获得党领导层的欢迎。我们的同志发现自己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充公日本人的囤胶,这些囤胶也是日本人从英军夺来的战利品。

日军战胜后夺取英军逃离时留下的大量囤胶,可是他们面对安全运回日本的难题。当时缺乏商船,而川行的商船经常会面对盟军的潜水艇及飞机的攻击。日军试图在槟城建造大型木制舯舡,以它运载胶片沿着中国海岸线到日本。吃力的打造舯舡工作及难题多多,使运胶片到日本的整个过程证明是没有效的。这导致数量庞大的囤胶留在被占领的马来亚,直至日军投降时还是如此。

在日军投降的狂欢日子,华裔资本家企图操纵树胶存货市场,并与日军进行秘密交易。我们并未进行交易,我们干脆允公胶片。我们充公日军的胶片,我们也充公资本家的胶片。我们把这些胶片运到我们控制的货仓贮存、我们拥有足够的人手处理,有足够的武器保护我们的利益。资本家完全无法与我们竞争。进驻的英国军政府官员太忙于重新实施殖民统治,我们的游击队员则忙于夺取国家的树胶。我们守稳胶库后,我们就等待着战后市场的调整。随后我们出售这些胶片,超过200万元就这样筹得。

我相当准确知道,仅仅从售卖树胶所获得的100万元已交给莱特。其余的款项则被各州花掉了。党高级干部欲在日军投降后的混乱局面中获取更多的收入,然而他们的努力很多时候皆以失败告终,他们是优秀的地下组织人员,比一般的游击队员更优秀,然而不是商人。

三名中委对党安全的威胁

随着多个星期努力解决莱特危机后,我决定把在3月6日会议中提议的中委会扩大会议展延至6月召开。这个时刻我对三名中委对党的安全的威胁感到担心:其中—人是理想已破灭的陈勇;另两名叛徒是阿山及罗须磨。

关于陈勇

陈勇显然仍然决定与马共脱离关系。然而他及我们皆明了,这不是他可以一走了之那么简单的问题。身为中委,他掌握太多党的机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了解到陈勇尚欠我们5万元,他是在日军投降时从柔佛州委提取这笔基金。他把钱投资在个人企业不过却失败了。其中一项投资是番石榴园,另一项投资是太平印刷厂。他只摊还一小部分的“借贷”数额。

陈勇事件令我们非常难做决定。对我们来说,他借上的钱必须摊还。党将会坚持这点,在我们最终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带着—个这么难搞的人进入森林将只会增加安全风险。同样的,如果让他脱离党,离开我们的圈子成为商人,他将继续成为一项威胁。我们决定给陈勇一个机会,让他成为一名普通党员不再担任任何职位。我们希望如此能继续密切监视他。我们也获得他的保证摊还拖欠的党基金。这项宽待,对我们所有的人,在未来年头带来严重的后果。

阿山及罗须磨

至于阿山及罗须磨,我们觉得很难判断到底他们效忠于谁。两人皆出席3月6日召开指证莱特的会议。如果他们继续效忠莱特及与莱特维持联络,那也同样将构成严重的安全风险。更棘手的问题是,无可否认我们没有证据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他们有不忠或细微不检点的行为。我们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对他们采取行动。我们决定密切监视两人及孤立他们,不让他们获悉只有党领导核心知道的事情。

为了安全,两个地点举行会议

面对这类安全问题,我们为6月中委会扩大会议制定不寻常的防范措施,包括分两个地点同时举行会议。我主持在怡保举行的会议,约一半的中委出席该次会议。杨果则主持在吉隆坡举行的会议。我们这么做是要确保若其中一组人出事,仍有—半的中委留存。阿山及罗须磨出席怡保的会议,两人皆对吉隆坡会议不知情。

分两个地点举行的中委会扩大会议的目的是要向领导干部解释领导层危机,及让他们知道所采取的纠正措施。我与杨果根据预定的议程行事,并提呈预定的决议交由会议接纳。决议内容与中委会较早前所接纳的非常相似,它确定莱特的间谍活动,确认开除他出党及重申对他的死刑判决。

委任新政治局

决议也提升两名新中委,取代被开除的莱特及辞职的陈勇。中委会扩大会议也委任新政治局,其成员为陈平、杨果、阿仲、阿电及小章。

寻求国际协助追查莱特的下落

新组成的政治局另外召开会议,并授权我出国访问,俾与本区域兄弟党取得联络。杨果在我出国时担任代总书记。我被赋予的任务是与泰国、印度支那及中国共产党取得正式的联系。我将向这些组织汇报我们经历的危机、说明我们的补救措施及寻求他们的协助追查前领袖的下落。与此同时,我也寻求他们的协助确保莱特被消灭。

患疟疾康复的照片

我急急忙忙地通过一年前为莱特弄来旅行证件的特定管道弄到一本护照。我到李孝式家族在吉隆坡苏丹街拥有的酒店附近一家像馆拍护照照片。一两天后我倒回头拿照片,我认为不适合拿去申请护照。由于我刚刚患疟疾康复,拍出来的照片显得消瘦无力,这与我出国时装扮成年轻华裔商人的身份不符。我决定多等待两个星期,好好休养及吃胖点。我随后再拍照,这次显得比较适合。

我提及此事,是因为它影响未来的日子。显然,我第一次到像馆拍照时被人跟踪,一名政治部人员会见摄影师,要求冲洗多几张照片给他。满意于完成的任务后,有关政治部人员并未去确定我是否有拍摄其他照片,就把拿到手的照片交给当局。被我视为不适合作为护照照片的虚弱、受疟疾摧残的人像,却变成紧急状态时期为了通缉我,无论是生或死,唯一刊印在海报、传单及报章上的照片。这张不像我的照片让我经常感觉到是一项意外的好处。

第一次海外出访,到曼谷要求泰共协助

健康的王文华符合我的旅游证件的职业说明。拿着这份护照,我乘搭火车北上北海,随后更换火车至曼谷,走上我的第一次海外出访。7月初抵达泰国首都,我住进市区一家廉价酒店并开始联络在市区活动的越南及泰国共产主义运动。我对他们详细报告莱特事件及我们对此事所做的决定

越南人已在较早获得今年到马来亚接收武器的代表团成员的预先报告。我正式向越南及泰国共产党要求协助追查我们的前领袖。我根据预定行程在曼谷停留两个星期后,急切地希望确定飞往香港的班机。泰国同志热心地帮我买到机票。在泰国停留的最后几天,一名泰国共产党高级成员陪同我乘坐三轮车离开他们设于四丕耶(Si Phaya)路的一间木屋党总部,前往苏里旺(Suriwong)路的国泰太平洋航空公司。

在曼谷看到莱特

从航空公司乘坐三轮车回返时,我们的车夫悠哉地沿着—条大道靠左而行。机票拿到手后,我的心情也很轻松,观望沿街的风景。我的眼睛望着对面街的车辆及行人。我的视线忽然被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影所吸引,那肯定不会是莱特吧!当我初初看到这个人时,他站着背向着我,似乎正在向小贩购买香烟。他的身体浯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们的三轮车继续往前走时,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人影。当我来到一个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人的脸孔的角度时,他是莱特无误。他正抽吸刚刚点燃的第一口烟。他抬起头来望向我的方向。我急忙闪进三轮车的遮盖后,狂乱地对我的泰国同伴喊道:“停,停,停,叫司机转回头,我看到了叛徒。”由于转达指示及等待其他车辆通过,我看着莱特乘搭电动都都车,喷着黑烟离开。脚力无法与电动比,很快地我的追捕对象消失在中午的交通中。

送泰国同志回返办事处后,我赶到越南共产党设于素坤逸(Sukhumvit)路,离英国大使馆只有约一英里的党总部。我告知联络人我看到莱特,他劝我不要担忧。他表示,他的办事处有办法追查任何在曼谷逃难的越南人的下落。他向我保证,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知道越南共产党当时在市内拥有一支庞大的半军事化地下力量。他们将先派遣人员到所有中价至廉价住宿的酒店检查。我将在48小时内离开曼谷。越南人向我保证他们将立即行动,并可能在我回返时完成任务。

飞往香港向中共通报

我乘搭国泰太平洋航空,在当时最好的飞机一-四引擎空中霸王飞机飞往香港。抵达香港,我起初住进铜锣湾一家相当豪华、新建的酒店,隔邻就是越南最后一个皇帝及勾结日本人的保大(Bao-Dai)在法国统治者于1946年3月重新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殖民统治时住过的酒店;我的酒店收费太贵。最后我搬到九弥敦道较便宜的酒店居住。当时我与香港共产党运动取得联系,再次详细报告莱特事件,并由他们通报上海中共中委会总部。我当时准备等待回复,由于需要—些时间,我在香港逗留了五个星期。

那段时间我皆用在阅读报章及到戏院去。有时我则乘坐渡轮到香港岛游玩。我在湾仔及中环一带行走,乘搭渡轮回返,然后躲进酒店阅读英文及华文报。就在我翻阅《南华早报》时,我的眼睛注意通过海路及航空抵达及离开的乘客名单。在那个时候,报章不时刊登前一天的搭客名单。名单是依据英文字母排列,而且轮船与飞机乘客的名单是分开刊登的。

莱特到香港向中共编造故事

我非常机械地扫过来自新加坡、东京、加尔各达及曼谷的乘客名单,而在来自泰国首都的飞机乘客“C”字母名单中,我发现张灿红的名字。那是我认识的名字!名如其人般虚假。我肯定认识他。是我用这假名为他获得中国护照,让他得以出访的。

看来越南人在曼谷无法找到他,他最后来了香港。隔天,我向在华文经济日报《华商日报》工作的当地联络人报告此事。这家报馆被视为是中共在香港的接头点。数天后,我的联络人通知我莱特顺道访问《华商日报》并与其一名同事谈话。莱特向此人编造故事,指他在吉隆坡被英国人逮捕随后被遣送到曼谷。

我了解在香港的中共代表不愿在殖民地行政区涉及可能发生的暗杀行动。他们必须与英国保持灵活平衡,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冲突,特别是这类暴力行动。无论如何,我的联络人为我提供一些珍贵的情报。他指莱特事实上提呈一份报告给中共,表明有意回返曼谷。他也计划随后回返新加坡,重返当地的组织。莱特获得一笔钱充作个人开销,并准备离开香港。虽然我的联络人无法提供准确的离开日期,我多少能够收集到资料,莱特准备何时飞离。我估计他会在一、两天的时间内离开,我随即乘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的班机回到泰国首都,并急忙通知越南人。他们展开第二次逐间酒店的追查行动。

莱特约见泰共

两天后,越南人的追查取得成果。他们确认莱特住进一家中级酒店,他们进入其房间时,他当时不在房内。巧合的是,逃难中的莱特在前一天联络泰共。在越南人的追查队抵达酒店前不久,他正好离开酒店到一个定在店屋的约会地点会见泰共联络人。

莱特在曼谷遭到罪有应得的惩处

在我之前的要求下,泰共同志派出三人行动组会见莱特,行动组成员显然是年轻及没有经验。他们不是静悄悄地趋前及通过交谈吸引目标,而是在莱特一踏入店屋时即刻猛扑上前。一个夹住他的头,一个扼住他的喉咙。扼住他的颈项的人一再出力,被攻者起初还扭动挣扎,慢慢就变形,口吐白沫,全身无力及停止呼吸。三人在店屋后轻易找到制造麻袋的麻布,他们用麻布包裹尸体,等待黑夜的降临。当晚,肯定是英国人最大间谍战功臣但被罢黜及被消灭的马共领袖,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被抛进位于曼谷,水流湍急的昭披耶河(即湄南河)中去。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隔天我顺道到越南人办事处,他们告知已发现莱特居住的酒店并在当晚进行秘密监视,不过莱特并未回返酒店。他笑着说道:“他可能已找到同伴。”

在回返马来亚前几天,我会见泰共同僚——总书记李启新,并向他告别。当我提起莱特事件时,李以华语平静地回答道:“他已不在人间。”我要求他详细说明这点,不过李礼貌地拒绝。我是在三年后才知道莱特已去世的整个真相。1950年,一支马共代表闭抵达北京会见泰共的高级干部。其中一名成员是当年被派遣在事发的上午在接头点会见莱特的年轻组员。

英国情报部高级官员到曼谷找不到莱特

多年后我也了解到,莱特被干掉不久后,英国情报部的报告指出一名非常高级的政治部官员从新加坡飞到曼谷,出席与莱特事先安排的会面。该名官员根据一项情报,来警告莱特,他正被—名马共高级党员到处跟踪。有关情报很准确。显然,英国人差点就成功了,不过还是功败垂成。该名官员回返新加坡报告说莱特并未在约会地点现身。

对处理莱特的方式感到失望

坦白说,我对处理莱特的方式感到失望。基于我当时在曼谷,我倒希望能在莱特被干掉之前亲自面对他。我可以从他的身上获取很多情报。一般上,当我们扣留叛徒时,我们生擒他迫使他透露情报。以莱特案件来说,塞住他的口就能让他停止说话。他们动用过多的暴力对付一个虚弱的人。泰共起初不愿透露此事的详情,也许过于笨拙的行动令他们感到尴尬。

被封赐OCE英国勋章

莱特被干掉后,我乘搭火车回返槟城并在岳母家过夜。我拨电给住在实兆远母亲家的太太。8月,当我不在时,坤华诞下男婴。我是那么渴望见到她俩。我的哥哥文荣接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即刻高兴地叫到:“你被封赐一个很高的英国勋衔。英王封你OBE:”

我想哥哥必定是在开玩笑,因而脱口而出:“英王给我什么?”我并不知道什么是OBE一大英帝国勋章,文荣看来也不知道。

(取材自《陈平:我方的历史》)

 
马共党史研究篇/莱特事件.1188215864.txt.gz · 上一次变更: 2007/10/03 21:45 通过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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